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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执政思路与执政特点”等6则

2013-09-18 09:53:34   来源:求是理论网

  韩庆祥:习近平总书记执政思路与执政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的执政思路、执政风格、执政特点可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打铁还需自身硬”。它包含“打铁”和“自身硬”两方面的内涵。“打铁”,意味着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任务和困难是非常“坚硬”的。国际、国内“两块铁”都比较硬,并且这“两块铁”都得打好。“自身硬”指的是“打铁”的主体对自身就要有更高要求。一是“硬”在本质。党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如果党的本质变了、被颠覆了,那么一切“硬”都无从谈起。二是“硬”在能力。就是习近平同志讲的克服“本领恐慌”,提倡学习之风,减少应酬。三是“硬”在作风。中央提出的“八项规定”,实质就是整顿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第二,“把……提高到科学化水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既要“摸着石头过河”,更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改革开放实践,也就是需要进行顶层设计,需要将经验上升到科学理论,用科学理论来指导改革开放与各项工作。这一命题既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体现,也反映了习近平同志所关注的重点。第三,叫做“外圆内方”。习近平同志的外在形象和气质给人的感觉始终是从容、淡定、包容、温和,平易近人,让人觉得没有距离感。但是他做起事情来,非常有思路、有方法、有定数,他讲原则、讲大局、讲战略。这表明他的内在气质、风格和意志是比较阳刚的。第四,强调“汇聚正能量”。习近平同志注重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要求多从正面看待社会历史的进步,多理解今天我们面临的诸多难题,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人民论坛》2013年5月上)

   赵周贤 刘光明:抗震救灾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

  在我国,5年前的四川汶川发生强烈地震,3年前的青海玉树突发强烈地震,今年四川芦山又遭遇强烈地震,这三次强震灾后气壮山河的生死大救援、有条不紊的灾民安置、规模空前的恢复重建,谱写了世界救灾史上的壮丽史诗,同时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首先,充分见证了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纯洁性。在大灾大难的紧急关头,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反应和处置是检验领导集体执政能力和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标尺。从汶川到玉树再到芦山,我们党和政府科学统筹、高效指挥,集结强大的救援力量,汇聚浩大的社会资源,成功领导了抗震救灾斗争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赢得了人民的高度赞誉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其次,全面检阅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果。三次强震使数百万人员受伤,使数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受灾,使数以百万计的民房受损,使数千万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赈灾难度之大世所罕见,救济需要的资源之多世所罕见,恢复重建工作之纷繁复杂世所罕见。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为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和强大科技支撑。在灾后恢复重建中,我们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有优势,结合我国实际,创造性地走出“恢复与发展相融合”的跨越型同步重建路子。第三,集中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三次强震后的救灾实践,既是物质力量的较量,又是精神力量的较量,展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强大威力。通过5年内三次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抗震救灾精神,已融入中国精神宝库。大灾显大德,危难见真情,空前的爱心、热流在祖国大地涌动。(《人民日报》2013年5月21日)

  李欣平:国企的重要贡献

  今天,我国发展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有大公司、大集团,放开搞活了一批国有中小企业,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经济效益明显,为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突出表现为,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影响力、控制力不断提升。目前中央企业80%以上的资产集中在国防、能源、通信、冶金、机械等行业,承担着我国近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提供了所有的基础电信服务,发电量占全国的50%多,生产了全国超过60%的高附加值钢材、70%的水电设备、75%的火电设备。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优化,为科技创新资源向重点企业集中提供了条件,也大大提高了其辐射、带动能力。这些年来,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造力度加大。90%以上的国有企业实施了股份制改制,央企60%以上的营业收入、80%以上的净利润集中在上市公司,40多家央企实现了主营业务整体上市。通过国有控股和参股的方式,国有企业广泛吸纳非国有的社会资本,扩大了国有经济的辐射范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对公共财政的贡献更为直接。尽管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下降,但始终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2007年起,国有企业开始向国家上缴红利,上缴比例稳步上调。2012年,117家中央企业实现利润1.3万亿元,上缴税金1.9万亿元。国有股权划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使人民群众拥有了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成为特殊时期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重要依托。2008年底到2009年中,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面对严峻形势,国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保供电、保供气、保供油、保基础设施、保基本生活资料价格稳定、保就业,不计得失,展示了关键时期的社会担当。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芦山地震,中央企业第一时间奔赴抗灾一线,抢修电网、通讯、交通设施,以最快速度打通“生命通道”。(《经济日报》2013年5月30日)

  王玉周:西方“普世价值”不是灵丹妙药

  首先,“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西方的价值观。一些人迷信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基本制度,把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说成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然而,其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它的社会载体即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对于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普适性,甚至连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也表示怀疑。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说:“西方世界10亿人口在全球60亿人口中占少数,我们认定的‘普世价值’未必真的就是‘普世’的,现在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价值观。”不同价值观的背后,都有不同的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子。脱离了具体国情,违背了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再好的价值观在实践上都会成为空中楼阁。其次,宣扬“普世价值”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性。“普世价值”的主张,实际上是在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下,推销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从而动摇我们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根本制度。一些人热衷宣扬“普世价值”,绝不是为学术的争鸣,而是有政治的图谋,就是把“普世价值”作为价值尺度、作为政治准则,来“设计”中国的“基本制度”,来歪曲中国正在实行的改革开放。最后,对“普世价值”要高度警惕正确应对。“普世价值”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历史一再证明,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是没有出路的。在事关国家根本制度的重大问题上,必须坚持原则,坚定立场,理直气壮。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独特优势不断凸显。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和发展壮大中的国家,我们要以独立丰富的价值观念来引导处理价值观和彼此利益的纷争,把自身价值体系中宝贵的价值财富贡献给全世界。(《党建》2013年第6期)

  张树华:民主被打造成西方霸权的开路先锋

  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论家提炼成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谛,演变为一种政治宗教,成为西方对外输出的政治圣经、基本软件和影响他国的“利器”,成为打造西方霸权的“开路先锋”。其一,民主被泛国际化。国际上的“民主阵营”甚为嚣张,极尽政治渗透和武力干涉之能事,这不仅导致了国际关系紧张和国际政治动荡,也延缓了一些地区政治发展的进程,败坏了民主的声誉。其二,民主被神圣化、宗教化。宣扬民主拜物教,将民主形式神圣化、民主制度西式化、西式民主理论教条化、西式民主程式化和模式化。在一些西方政客眼里,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政党一旦笼罩上“民主、自由”的光环,便可以随意指责对手是野蛮的、专制的、独裁的。其三,民主被工具化、功利化。典型的西方政治逻辑就是:我即民主,谁不与我站在一起,谁就是民主的敌人。冷战后,一些国家继续以民主划线,将世界分割成敌我对立阵营,不仅恶化了民主形象,而且引发政治冲突。其四,民主被标签化、碎片化。一些国家的政治势力往往将民主制度与西方的政治制度简单等同,将民主化视为西化;一些国家急欲给自己贴上“民主化”的标签,以求在国际关系中能够与“冷战”后的西方大国站在一起;而一些西方国家也习惯以自己的民主框架来衡量和谈论别国的政治制度或政治进程,把持民主的定义和标准,随意给他国打上“民主”或“独裁”的标签。其五,民主被程序化、格式化。这方面突出表现在将复杂庞大的政治体系简化为民主化,并将民主化等同于选举和多党竞争,进而将复杂的政治民主进程简单化为一套选举程序。其六,民主被绝对化、终极化。主要表现是宣扬西式民主模式的全球普适性和历史永恒性,认为在一国政治中,民主涵盖了所有政治进程。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和绝对的“民主”,可以不顾甚至抛弃稳定、效率、秩序等政治价值。(《光明日报》2013年5月29日)

  (俄)亚历山大·切布尔诺伊:获取信息主权与夺得制空权一样重要

  国家主权通常包括:军事、外交、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美国要征服另一个国家,就会控制其信息主权。随后在该国媒体上展开大规模宣传,民众的原有思想逐渐改变。如果与实战相比较,掌握信息主权与夺得制空权同样重要。不要忘记,利比亚是怎样从一个繁荣国家变成废墟的。一开始,它丧失了信息主权,民众被灌输了卡扎菲是恶人的观念。假如能推翻他,民众也许能生活得好一点。在信息战技巧的愚弄下,民众被召唤投身于武装反抗。这也是美国人两年前在叙利亚开始排演的剧本。回顾历史,想想苏联是如何一步步解体的。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失去了信息主权,在“公开性与改革”的旗号下,思想被改变了。敌对势力的宣传将自由主义思想强加于我们。人们当时向往西方,觉得西方的太阳更明亮,天空更晴朗,胡萝卜也更香甜。民众开始憎恨过去信仰和珍视的一切,随后,经济崩溃,苏联不复存在。客观地说,媒体让我们改变到如此境地,以至于亲手瓦解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美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战胜了苏联。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处在美国的全面控制之下,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都在美国人的授意和赞同下通过。随着普京上台,情况骤然发生了变化。美国人失去了对俄罗斯的全盘控制,不过他们对俄罗斯内政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力迄今还很大。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针对俄罗斯的信息战一直存在。这是一场持久战,永远不会停止。战争的目的显而易见:让俄罗斯解体,控制我们的领土和自然资源。西方国家不顾自由原则,对践踏人权或限制言论自由习以为常。但在信息战框架内,它们强硬捍卫俄罗斯境内的“言论自由和人权”。美国和西方国家领导人以人权为借口,多次在国家层面上谴责我们。知名政治家和演员也加入到声讨行列。外国资助的人权斗士成群结队地涌进来摧毁“血腥的统治”。一些国内的媒体也站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一边,宣传我们选出的政府是多么地反人民,“自由世界”对我国的评论多么糟糕。显然,“言论自由”和“人权”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信息战的工具。我们曾经丧失了信息主权,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一些同胞被西方宣传左右,不珍惜先辈留下的土地,甚至仇视自己的祖国。不过,我们没有人希望亲手摧毁先辈所珍视的东西。鉴于此,我们必须恢复信息主权。为此必须立法确保俄罗斯的媒体不受外国控制。如果媒体接受外国资助,那么它必须明确自己是“外国代理人”,否则应禁止其在俄境内活动。(《俄罗斯军事观察网》2013年5月27日)

【责任编辑:徐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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